日期：1986-12-0 作者：中共贵县县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 （机密）
中共贵县县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机密）前言……………………………………………………（327）
附城“九·一二”事件………………………………（330）
贵城“三·六”事件…………………………………（332）
石龙“大农”、“松英”事件………………………（334）
贵城“四·一三”事件………………………………（338）
木格“六·一七”、“六·一九”事件……………（345）
“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和“查地下党的叛徒、特务”案…（356）
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十年“文革”，混淆了是非，颠倒了黑白，搞乱了思想，损失难以估量。在这期间，我县发生打死人的案件近2000件，惨遭迫害致死的干部群众达3171人，其中国家干部140人，教师163人，工人140人，农民2554人，居民126人，学生48人，所谓四类分子1255人。在经济上，一方面，由于动乱，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的破坏；另一方面，还开支了大笔的经费，据不完全的统计，用于红卫兵串连、办接待站、搭大字报棚等支出300万元。在教育方面，整整一代人失去了学习掌握科学文化知识的黄金时代，使他们变得愚昧无知，是非不分，黑白不明，造成了后来国家建设人才上的青黄不接。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那样，文化大革命由于它理论根据，指导思想和做法是完全错误的，所以，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反而，它“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但医治创伤、处理遗留问题，还走了一段弯路。1979年，根据党中央的要求，县里曾组织了“处遗”工作班子，但因受当时自治区党委派性的影响，贵县的“处遗”工作同整个广西一样，没有什么成效。台上的“三种人”没有拉下来，杀人“有功”者不但受不到应有的惩罚，反而提拔重用，入党入团；受害者和死者遗属照样受到歧视，冤假错案没有得到平反，死者得不到昭雪，广大干部群众意见纷纷，要求平反，要求平反昭雪，要求惩处“文革”中的杀人凶手。1983年，党中央重新作出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的决定，新的区党委产生，情况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县各级党委建立了坚强的“处遗”领导小组，全县组织了1473人的专门队伍，发动和依靠广大干部群众，做了大量过细的工作，到1985年底，“处遗”工作才基本处理结束。在“处遗”中，全县一共平反昭雪5507人（其中昭雪3162人，平反2345人）。给受害者遗属发放丧葬费、抚恤费和抚养费等共214万多元，安置了死者遗属390多人的工作。与此同时，“文革”中与杀人有牵连的人和严重违法乱纪的人，也受到了应有的处罚。全县受党纪政纪处分一共2101人（党员2071人，非党员130人），其中被依法逮捕的76人（党员63人，非党13人，国家干部34人，工人4人，农民38人），逮捕76人中，判处死刑的3人，判处3年至20年有期徒刑的67人，县“保红部”的主要负责人林如健、谭发祥、黄子旺等人，均已受到法律的制裁。
为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肃清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教育广大干部群众和子孙后代，我们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本着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原则，按时间顺序，把我县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比较重大的事件客观地加以记载，编写成《贵县“文化大革命”大事件》。
《大事件》是根据我县档案馆保存下来的“文革”中的档案，及“处遗”存档的材料，经过详细审核证实无误之后整理编写而成的。但限于水平，难免有错漏之处。敬希指正。
中共贵县县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1986年12月10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经过“大串连”之后，各种群众组织纷纷成立。后来以支持或反对某一党政领导为议题逐步形成互相对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广西围绕“解放干部”即支持或反对韦国清和伍晋南的问题形成了两大派（支韦派成立了广西联指、支伍派成立四·二二）、总部都设在南宁，一条线下到地、市、县、区。这样，贵县打“派仗”的事发生了，开始是大辩论、大字报、互相攻击，后来变成“武卫”。附城“九·一二”事件就是贵县两派“武卫”的序幕。
1967年9月10日，附城区“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根据县人武部和县抓促指挥部的部署，举办有各公社（即后来的生产大队）学毛著辅导员、队干、贫下中农代表和机关、学校代表共960多人参加的学习班。“4·22”说这是以学习班为名调动农民进城搞武斗。9月12日下午4时左右，广西联指和桂平联指的红卫兵二十多人在贵县街上贴大字报，大标语，被贵县“4·22”的黄少茂、林杨杰、欧超成等人围困。下午6时左右，上街看大字报的附城学习班葛民代表唐世交等人上前劝阻，反被黄、林等人围住拳打脚踢，头被打破，全身受伤，解放军见状便把他背回支左办公室。这时有一群人追来，叫嚷要把唐打死。学习班人员闻讯，即派出20多名代表去看望唐世交，并要求支左办严惩打人凶手，晚上8时左右，代表们把唐世交从支左办公室背出，送回附城区公所。在前锋街口遭到“4·22”的一群街道青年的追赶挑衅。当代表走到朝阳第一储蓄所门前时，那些追赶的人群中，还有人用石头、木棍从后面袭击代表。代表回到区公所后，那群人即把区公所围住，还向区公所内投掷石头、木棍、石灰粉包和六六六粉包等，这时贵县驻军已闻讯赶来，但无法制止。在这种情况下，贵县支韦派观点的林如健、谭发祥、杨枝等人经过研究决定，派东北公社（大队）的覃举能连夜赶回东北公社去组织社员进城解围。当晚10点左右，东北公社便组织有100多人手执禾叉等武器，以解救被围困代表为理由，来到附城区公所，可是，他们又被林毓瑜、朱锦全带领的人群拦截，同时遭到事先占据各个楼顶的人用石头、石片、石灰包等袭击，黄汉青当场被击昏后死亡。顿时，街上大乱、街窄人挤，短兵相接，越斗越烈，难解难分。直到次日（13日）早上8点左右，6977部队卫生科的救护车将受伤人员运去抢救，当救护车绕道开至十三巷时，被陈铭亨、牛高全、赖运才、赖十、黎成光、李焕松等人堵截，无法开动，这时，“4·22”的谭旋走到驾驶室门前用木棒朝坐在司机室内的伤员农进强捅去，农受伤后把头钻到车底用铁桶护头，谭又猛打铁桶，致使农进强的嘴角被撞裂一块肉，牙齿掉了三颗，头部被刺伤。同时牛高全等人又从另一边冲进驾驶室，把小学教师蒙运中拉出车外，推倒在地，用长矛、木棍把蒙活活打死。救护车被围困4个小时之久，才排除了那伙人的纠缠，于中午12时把伤员运到6977部队卫生室抢救。
在九·一二武斗事件中，总共伤亡95人，其中死亡3人，重伤32人，轻伤60人，死亡3人是东北公社社员黄汉青、贵城东街居民陈素梅，以及棉村小学教导主任蒙运中。
“九·一二”事件以后，两派互相漫骂，派仗（主要是大字报攻击）不断。并且着手修筑工事，制造炸药、手榴弹等武器，从精神上和物质上为“武卫”做准备。
附城“九·一二”事件后，两派武斗气氛越来越浓，双方都在酝酿抢占据点，并蔓延到覃塘等区。2月中旬，玉林地区“联指”总指挥林坚，常委张山林、侯兴华等人乘小车到贵县，与贵县“联指”常委专门研究贵县的形势。并指责贵县“联指”右倾保守，事后，“联指”便从西江农场，平龙水库和平天山林场等处运回一批枪支弹药。“四·二二”也于23日晚上和27日到桥圩农场抢枪和樟木煤矿抢运一批武器。到了3月初，两派关系加剧恶化，又导致了贵城“三·六”事件。
1968年3月6日，“四·二二”野战军的廖福和、李冬娣、李殷武等人，经过策划，带领一帮人突然闯进贵县干部招待所，抢走一批被、席、蚊帐等物资，打伤数人，并把两人拉到西江饭店进行审讯。“4·22”机关革联还发表声明支持他们的所谓“革命行动”。声明认为，贵县“联指”早在67年9月就占了贵县饭店，我们（指“4·22”）占住干部招待所也是应该的。针对这一事件，“联指”常委于7日至8日召开会议，决定给予必要的反击。3月11日下午，“联指”便从龙山、附城调来民兵。“联指”也随之增设了作战部，由陆秀邦（石卡陆村大队支书）任作战部长。当晚9时，“联指”作战部以龙山民兵为主，从团县委大楼攻打“工总”（“4·22”据点），打了十多分钟，县人武部王辉政委发现后，打电话给谭发祥，制止了事态的发展。后民兵于3月13日下午5时半撤离了县城。
这一事件虽然双方未造成多大损失，但是双方都预感到武斗不会到此停止，相反更加激烈，因此，应更加加紧防备。地区“联指”有意识地组织各县参观桂林、平南大安、容县黎村围歼“4·22”据点的大型展览，林坚、黄日南、谭山林等人还着重指出，博白、陆川、贵县三个县如果不提高警惕就会吃大亏、上大当。贵县“联指”代表从地区回来后，又接待了桂林“联指”控诉团，听取他们介绍桂林等地的情况，这样，就更加激起“联指”组织广大群众对“4·22”群众的仇恨，加深了两派的对立。迅速影响到各区。
1968年3月25日，石龙“大农事件”发生。石龙区柳蓬大农村是“4·22”派占多数的村庄，但大队干部及大多数生产队干部均系联指派。3月25日上午，大农六队“4·22”的社员提出分队，要求分储备粮和谷种，联指派不肯，“4·22”就强行挑谷。该队队长黄开恳和“联指”派头头黄开政即向石龙区公安员覃寿澄汇报，说生产队的谷种被抢。区人武部部长贾杰等人听到这一情况，立即召集区干部陈仁风、陈书解、韦乃辉、覃惠宁、李金达、覃寿澄等人和各大队民兵营长、“联指”头头于当天下午1时许在区政府会议室开会，研究攻打大农问题。贾杰说：“根据大农反映，‘4·22’相当嚣张，抢生产队的储备粮，还打人挖供销部，要求区政府组织力量去打”。还说：解放军去解决，“4·22”用手榴弹炸不响，如果响，解放军也完了，大家意见怎么办？大家决定攻打大农“4·22”，贾杰又说，要打就趁早行动。会议要求各大队民兵在3月27日中午前到达大农，并确定了各大队民兵的进攻路线，和发起总攻的信号。26日晚，黄开政等人根据覃寿澄的意图，在其屋背晒场召集了“联指”骨干商量对策，决定第二日一早就纠集该派社员去与“4·22”派辩论，如果“4·22”敢动手就与他们打，27日早上，六队队长黄开恳和大队干部郭上级便按计划带领一帮“联指”群众到“4·22”派黄炳付门前辩论，不久，即发生摩擦，扭打起来。黄炳付用黎头木打断黄开恳的手，黄开恳即转到黄开花屋巷处向“4·22”丢了一枚手榴弹，当即炸伤黄运炯。（另一说法是炸死1人，炸伤3人）至此，辩论中断，各自撤退，准备武斗器具。27日中午，各路民兵按原定部署陆续到达大农村，并立即研究炸炮楼的具体方案，下午4时许，区政府交通员覃仲彬到大农小学对覃进任说：“快些进攻，解放军要来了，解放军一来就打不成了。”于是，下午4点半钟，覃进任便朝天放三发信号弹。各路民兵一见，便立即向据点发起进攻。当日“4·22”派的郭袄克、郭上委、郭上廉、郭上鉴、郭上设等人被打死。28日天未亮，民兵又继续用枪炮扫射“4·22”的据点，炸倒烧毁了“4·22”的炮楼和不少民房，这天早上，冒死突围的“4·22”派群众1人被打死，其余的被赶到大农小学集中后，还有黄炳丽、黄炳兰两人被当场拉出去分别用铁叉刺死和用枪打死。在这个事件中，一共炸塌、烧毁民房70多间，杀死“4·22”群众47人，打伤17人。有24名“4·22”群众在27日晚突围出来后准备到县支左办公室控诉，在途中被覃塘新民民兵抓到16人。覃塘区公安员丘朝基便打电话给石龙区公所的覃惠宁，报告了情况。29日中午，贾杰和覃振任（石龙区贫下中农指挥部主任）召集陈仁风、陈书解、谭寿澄、覃惠宁、李金达、韦乃辉以及黄开政、郭上芬、郭上锦等人开会，研究处理被覃塘新民民兵抓到的16名“4·22”群众，贾杰说：“大农外逃人员被抓到了，叫我们派人去领回，大家看怎样办？”郭上芬说：“全部杀掉，不拿回来了。”有些人说不要全部杀，有的受蒙蔽，贾杰说：“不全部杀，就不全部杀，由大农去的同志去处理。”会上决定派陈炳端等15名民兵到覃塘领取被抓的16人，与此同时，贾杰又在30日早上交带贾进任通知山北民兵营长贾有勤带一个民兵武装班（共14人）前往“保护”领回的外逃人员。结果，这16名“4·22”群众在押送回石龙途中，有11人被负责“保护”的民兵拉到平龙水库边集体枪杀，其余5人回到石龙后又被群众陆续斗打死了4人。此外，还有8名27日晚突围后被抓获的“4·22”群众于28日中午到达县支左办公室，向一个姓李的同志汇报了情况，要求派人营救16位被抓的群众，李××不予调解，还说：“群众的事由群众处理。”
几乎与“大农事件”发生的同时，在石龙松英大队也发生了一起杀人手段非常残忍的大批杀人的事件：1968年，松英大队在覃锡明、黄绍华、贾尚示、龙志仲的直接组织、指挥下，从3月27日至5月22日分12次用枪杀、木棍、锄头、铁棍、石头等，打死了无辜的群众40人。其中成年人28人，未成年人12人，有双目失明的老妇女，也有出生未满7个月的婴儿，有13户的男人全部被杀光。3月27日，他们首先拿覃志珠开刀，以“覃志珠（当时划为反革命分子）写大字报要翻案”为理由，由覃锡明主持召开群众批斗大会，由覃志座指挥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把覃志珠打死在大队部门口，以后，他们接二连三地制造各种舆论，说什么“地、富分子‘杀多一个，少管一个’呀”，“地主分子覃尚业放鸡、猪出来吃生产队农作物、对他罚款不满呀”“地主分子覃学乐有强奸妇女行为呀”，“覃国远伪造公章、覃振成有枪枝、子弹、手榴弹，组织‘暗杀队’呀”，等等。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加在受害者的头上，使许多群众被无辜地杀害了。
石龙“大农”和“松英”事件的发生，完全是石龙“联指”（多数派）受到上级同一组织的煽动和全区各地形势的影响而导致的。纯粹是派性膨胀，是多数派对少数派（4·22）的一次血腥镇压，两起事件共杀死群众103人，重伤17人。在这当中有双目失明的老妇女，有出生未满7个月的婴儿，有13户的男人全部被杀光。真是闻说伤心，听说酸鼻。虽然法办了直接责任者，无辜死者也得到了平反昭雪。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这一沉痛的教训。
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各地区各单位在67年冬实行革命大联合的基础上，纷纷酝酿建立革筹小组或革命委员会。在这样的形势影响下，贵县虽然还有很多地区和单位没有实现大联合，成立县革委会的条件还不十分成熟，为了跟上形势，也积极创造条件。力争县革委会早日诞生。由于派性严重，加之武斗气氛还很浓，两派在酝酿协商代表时，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于是导致发生了贵城“四·一三”事件。
1968年4月11日，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批示同意玉林专区革命委员会、贵县人民武装部、驻军支左办公室68年4月10日关于成立贵县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县革委会由张金会、胡玉山、郭殿臣、韦正辉、廖秀锋、王辉、马文忠等69名委员组成（其中待选红卫兵代表7名，工人代表2名，另外暂缺8名）；并决定由张金会、胡玉山、郭殿臣等21人担任常委；由张金会任主任，胡玉山任第一副主任，郭殿臣、韦正辉、廖秀锋任副主任，由于支左办公室在向区革筹小组报告县革委会组成名单的时候，把联指头头林如健作了“4.22”的代表，把“4.22”中农民代表党启木作为工人代表上报的，“4.22”非常不满，他们说县革委会是人武部“包办代替”的，是“派委会”、“假委会”、“伪委会”，扬言“坚决不承认县革委会”、“坚决砸烂县革委会”等等，于是策划采取措施，准备干扰县革委会的成立。4月11日，“4.22”贵县分部发表文章，说：“目前县里召开的工代会、农代会……把毛主席给我‘4.22’革命造反派的政治权利给剥夺了”，此外“4.22”还组织代表专程走访了自治区革筹小组，揭露了“贵县‘联指’单方成立革委会的大骗局”。而联指则认为这是自己的胜利。于是，贵县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基本上是“联指”占绝对优势），在区革筹小组批复贵县革委会成立的当天便立即发表了《关于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决议》。《决议》指出：“对于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一定要热爱它，拥护它，支持它、保护它，坚决维护它的权威。谁破坏革命委员会，我们就和他拼！……”。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县人武部和“三代会”（注：实际上只开了工代会和农代会，红代会没有开）在接到自治区革筹小组关于贵县革委会成立的批复以后，决定于1968年4月13日集会庆祝贵县革命委员会的诞生。大会筹备处以保证大会顺利进行为名，经请示县武装部同意，通知八塘、附城区的民兵于4月12日到县城参加庆祝和保卫大会，八塘武装民兵进城后在街道游行示威，并撕掉4.22张贴的派性标语和大字报，对此，“4.22”便说“联指”要利用民兵镇压“4.22”革命造反派，认为要拖住革委会成立的唯一办法，就是抢民兵的枪，引他们打起来，使他们不能开会。因而，他们在接到范信彬、唐宗富从南宁打回的长途电话通知之后，立即开会研究，经过策划，于4月12日下午6时左右，在新广东照相馆门口抢夺了八塘武装民兵的重机枪1挺，冲锋枪1挺，步枪12枝、子弹520发和弹药箱等物。这一抢枪事件发生以后，双方头头都在紧急召开会议，研究对策，“4.22”决定组织学生冲击贵县革委会成立庆祝大会会场，大会筹备处（实际上就是县联指头头林如健、谭发祥等人）请示了革委会主任、武装部部长张金会之后，决定13日的庆祝大会照开，并布置了警戒。
4月13日早上9点钟左右正当各方人员汇集体育场参加县革委会成立庆祝大会的时候，4.22一部份群众和一批不懂事的少年儿童，在原县委门口和大南门一带哄袭站岗民兵，制造混乱，民兵制止不了，即鸣枪警告，于是发生了覃竞成（联指指挥部保卫人员、随同龙山、附城民兵在大南门一带负责警戒）开枪打死小孩刘小园（当场未死，经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的事件。小孩被打死以后，双方都立即进行广播，把责任推给对方，“4.22”不服，便组织100多名不明真相的群众，打着“贵城革指”和“7·31红命会”两面大旗，抬着死尸直冲庆祝大会会场，在受到大会警卫人员的阻拦之后，还强行把死尸抬到大会主席台上，要求捉拿凶手，以示抗议。这时，又与拦阻他们的主席台上的警卫人员扭打起来，在混乱中还将“贵县革命委员会”的牌子砸烂。撕毁大会横额标语，抢去大会喇叭等物。庆祝大会因此不得不中途停止。这就是1968年贵县“4·13”政治事件。
“4·13”事件的发生，给贵县“联指”派的头头们找到了镇压对立派的借口，其实，利用武力把对立派镇压下去，是“联指”派一些极端分子及当时县人武部和县革委中一些支持“联指”观点的人由来已久的企图。早在县召开“三代会”期间，他们就趁机把一部分民兵秘密调进县城。并已“预计”会有大事发生，因而决定成立一个指挥部来对付“4.22”，“保红部”的袖章也印制好了。“4·13”事件发生的当晚，“联指”头头谭发祥便找参加庆祝大会的湛江区代表团团长黄子旺说此事，当晚选举林如健、谭发祥、刘细中、黄少佳、蔡德仁、陆秀邦为指挥部的领导。4月14日，他们就宣布成立“贵县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简称保红部），黄子旺任总指挥，谭发祥、刘细忠、陆秀邦、黄耀忠为副总指挥，林如健、谭发祥是总负责，指挥部下设作战部（也叫指挥部或办公室）、宣传部、后勤部、审讯组。作战部是直接指挥杀人、批准杀人的机构，是由“保红部”的核心人物组成的。他们是林如健、谭发祥、黄子旺、刘细忠、陆秀邦、谭达钦、谭振礼、谭友联、叶干强、丘子山、韦玉星、甘细金等。（其他名单详见《大事记》附件）。县革委常委韦守杰和陈炳然也参与“保红部”的活动。为了更有理有据镇压对立派，“联指”派头头千方百计把“4·13”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他们通过县革委，多次组织有关人员开会，讨论对“4·13”事件的定性。参加会议的有杨业荣、张金会、韦守杰、姚斌才、陆秀邦、黎海珍、林如健、张贵恒、韦正辉、黄少佳、韦永和、杨培权、郭殿臣、胡玉山、梁先业等，当时由胡玉山主持。会议上除胡玉山、张贵恒等少数人表态不够明确以外，包括韦正辉、韦守杰、陈炳然在内的大多数人都表态说是反革命事件。之中，“联指”派头头还歪曲军分区首先关于对贵县“4·13”事件的看法和处理意见，并派出覃泽长等7人到地区找“联指”头头黄日南、林坚等汇报。最后，贵县革命委员会于12月4日召开革命会和党员代表大会，正式宣布把“4·13”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公开发表了《关于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贵县革命委员会的前前后后》、《告全国人民书》、《关于彻底摧毁“4·13”反革命集团，誓死保卫贵县革命委员会的战斗总结》。这些都为镇压对立派和调动民兵进城杀人披上了外衣。“保红部”成立后他们首先解决兵力问题，由林如健出面给军管会和新生的革委会施加压力，马上调动了各区基干民兵1000多人，火速进城，并美其名为来保卫红色政权的。在各区民兵陆续赶到县城的同时，“保红部”的核心人物频繁召开作战会议，研究出整套的镇压对立派的实施方案。
第一、围攻、炸毁少数派据点。4月15日，他们一边部署兵力，一边组织指挥覃塘、龙山两区的基干民兵攻打拿下了少数派的朝阳饭店据点。4月16日攻打、炸毁了粤东会馆（自治区重点保护的文物单位）及放火烧掉了县医药大楼，17日攻打了东风街和县邮电大楼，18日围攻贵县高中。他们在围攻上述据点时，除当场打死和抓捕了一批少数派群众外，还用炸药炸毁了一些建筑物及放火烧掉了大批物资，使国家遭受到严重损失。
第二，清理街道，大肆抓人、杀人。由于围攻据点抓到的人和缴获的武器都不多，没有达到他们目的。决定改“大兵团作战为小分队活动”。于是开始了连续10天（4月19日开始到4月29日止全城戒严）的街道清查搜捕。在此期间，各区民兵按街道地段和清查任务，不分昼夜，包干完成。10天内共搜捕了数百人，除一些被当场打死外，其余分别关押在县革委大院、附城粮所、贵城派出所、农械厂……等私设的监牢里。
第三，突击杀人。“保红部”在全城戒严期间，每天都搜捕了大批少数派群众，几个监仓塞得满满的。当时，林如健、谭发祥等人借口“为了稳定局势，避免反复，要干掉一些”。于是他们组织了庞大的审讯组，加快了审讯“定性”工作，将他们认为是危险分子的一些人，分批集体杀害了。他们开始是采取威胁性的公开杀人，4月17晚在棉新街公开枪杀了林师兴、黄文骏2人，18日在街头公开枪杀易杰生、罗章炎等5人19日在小铁路边枪杀磷肥厂韦善松。20日把物资局干部韦可仁拉去垫黄练进城搜捕江南电影院时被炸死的民兵黄世甜的尸底。21日在小铁路边又集体枪杀磷肥厂少数派陈石考、姜志伟等4人。4月下旬“保红部”还在各街道分别召开了群众大会，公开杀人，在棉新街公开枪杀了陈湛棠、梁铿2人，在工农兵小学召开的群众大会上，枪杀了谭裕昌并活活打死了林德义和高耀光。在西五街群众大会上公开枪杀了梁玉群、李文澄2人；在永明街菜市场的群众大会上公开枪杀了黄立权、谢祖泽2人；在兴隆街群众大会上公开枪杀了卢伟滔、陆夏伟2人；在人民电影院的群众大会上公开枪杀了倪国英。当公开杀人被军管会制止时，他们改换了杀人手法，在半夜成批拉到郊外或江边杀害。4月21日半夜，“保红部”用汽车从附城粮所监仓拉10人到糖厂独山集体枪杀，4月24日第二次半夜用汽车拉9人到石牛水库杀害（不用枪，用刺刀捅），4月26日第三次半夜用汽车拉7人到石牛水库附近杀害，4月27日第四次半夜用汽车拉8人到兰田大队石灰窑附近杀害，4月28日第五次半夜用汽车拉8人到附城龙山路口兰田瓦窑附近杀害。仅上述5次深夜秘密集体杀害了44名干部职工。后来有一次半夜用汽车拉谢振清（原农机三厂支书）等人，到大圩路口，准备集体杀害时，被军管会开车及时赶到，制止了这次屠杀。一时贵县城区成批杀人成风，从“4·13”后，到5月中旬的一个月里，城区被杀害的干部群众共11批，计76人，加上在县革委大院杀的，在江边杀害的和被迫害致死的，共230多人。
在县“保红部”血染贵城的影响下，各区、社也仿照县城的做法，纷纷成立“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贫下中农联合指挥部”、“镇压反革命指挥部”、“贫下中农法庭”等，使全县这股杀人风迅速蔓延，席卷全县。4月17日大岭区“农联”召开群众大会，公开枪杀李以义、宋世环等5人；4月23日东津区“农联”召开群众大会，搞示范杀人，第一次公开枪杀3人，第二次（4月27日）公开枪杀8人。第三次（4月29日）枪杀7人，该区由于示范杀人，4月底全区出现了乱杀人高潮，在群众会上公开杀害了群众38人，加上批斗致死的共计130多人，其他各区、社乱抓乱杀人的现象也相当普遍。
“4·13”事件的发生，使贵县“联指”组织的头头们找到了企图用武力镇压对立派的借口，在客观上为他们蓄谋已久的镇压计划的实施创造了条件。为了使“镇压”“合理合法”，他们千方百计地要把“4·13”定为反革命事件，并扩大化。正当贵县拉开成批杀人序幕的时候，4月下旬，玉林地区保卫组和专区革委先后召开公安和政工会议。这两个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狠抓阶级斗争，反右倾保守和右倾分裂（简称反三右），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农村、城市都要搞，刮它十二级台风，大刀阔斧地干，要充分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这两个会议以后，贵县便层层贯彻。木格“6·17”事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这个事件就是1968年6月17日木格区武装干事李翠奇在早礼公社被枪杀，以及因此引起的贵县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调集贵县、玉林两县12个区的民兵围攻岭塘、新联“4·22”据点事件，致使事态不断扩大给木格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难。
1968年5月，根据玉林专区公安会议和政工会议精神，木格区革委会派出陆千荣（区革委会副主任）带领由梁耀琼、叶仕仁、吴浩才（“4·22”观点）、李天保等人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于25日到早礼公社宣传玉林专区革委会关于收缴枪枝问题的通知和县革委扩大会议的精神。早礼“4·22”梁守仁等人说他们是木格区派委会的工作组，不是宣传队，以示反对。29日，陆千荣和宣传队暂时离开早礼返区。
为了贯彻落实专区革委关于收缴枪枝问题的指示，区革委副主任、人武部长李振轩再次召集在家革委常委开会，研究收缴黑枪黑弹的突破点问题，会议认为早礼杨屋山“4·22”派人少，又有武器，而且周围都是“联指”群众，容易突破，因而决定作为收缴黑枪黑弹的重点，如果不交，就强行收缴，会议还决定，由陆千荣和区武装干事李翠奇带宣传队先去，民兵（都是“联指”观点的）在后作后盾。
6月17日早上，陆千荣、李翠奇按计划带领宣传队骑自行车前往早礼。10点钟左右，早礼“4·22”组织的梁永汉、梁炳绍在平悦路小卖铺正和当地民兵（联指观点）发生争论。梁发现宣传队，自识人少争不过对方，便边争边走，民兵也边争边追，追至马安塘时，另一“联指”群众高廷义见状助威，并用铁叉标中梁永汉的后腰，梁永汉倒下后民兵便追上去把他推下石灰池整死。梁炳绍立即回家向梁永仁（梁永汉的哥哥）报告永汉被打死的消息。梁永仁听后找了几个人到公社（大队）大喊大嚷要找梁永汉。这时，宣传队正在开会，李翠奇、梁耀琼闻声出来制止，梁永仁便质问李翠奇：“梁永汉哪里去了？！”李不回答，梁永仁更加火冒三丈，便把带在身上的一枚手榴弹从窗口丢入屋内，因手榴弹落在床上，有棉被阻挡，没有伤人，李翠奇指着梁永仁说：“你为什么丢手榴弹？”即被梁永仁的随同抓住了手，紧接着梁永仁用土制短粉枪对准李的头部开枪，把李打死，然后又追打梁耀琼。
打死李翠奇大约10分钟左右，区里配合宣传队下乡的武装民兵赶到，当即包围了杨屋山，并派民兵追捕凶手，搜捕“坏人”。当晚又炸毁群众房屋13间，大队长陆有权（“4·22”观点）当场被炸死。这一天一共捕杀了16人，除3人是在包围时打死的外，其余有的抓后被枪杀，有的被用铁钉钉在木板上打死，因民兵把梁永保、梁永助、梁宇裕3人绑在大队榄子木根下进行枪杀时，被教师陈杰玲看见，民兵怕陈去报讯，便又将陈抓来杀掉。这就是震动全县的木格早礼“6·17”事件。
“6·17”事件发生后，陆千荣于6月18日早上8点半钟用电话向县革委办公室报告了李翠奇被打死的情况，同日，原湛江区公安员莫汝平、武装干事梁翠宁、农代主任阎朝贵3人，到木格了解李翠奇被打死的情况，各带手枪一支，骑单车路过岭塘大队时，被该大队守路的群众（少数派）检查，扣留交给大队看守在塘护小学（报县公检法军管会后，第二天下午即放回湛江）。当时，木格、湛江两区的办公室都将发生上述问题的情况用电话向县“保红部”和正在县里参加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会的区革委主任汇报。木格区革委会主任谢信炎接到李振轩的报告后立即向县革委会主任张金会作了汇报，要求派民兵去支援。当时，张金会没有同意谢信炎的意见，要求谢安心参加会议。要谢相信在家的同志会处理。谢信炎由于得不到张的支持，便背着县革委的领导，串通“保红部”的黄子旺、林如健、谭发祥等人，秘密进行策划。当天中午，在黄子旺的主持下，上述人员在贵县饭店四楼再次开会，为避开军管会干涉，当晚转到桥圩继续开会。会议决定调各区民兵围攻新联、岭塘，由谢信炎任前线总指挥，黄子旺为副总指挥（注：后来实际上黄子旺是总指挥，谢信炎为副总指挥）；由谭秉汉带木梓民兵汇合木格民兵靠近新联，谭烈高带新塘民兵从班凤迫近新联，苏汉英带八塘民兵经锦垌压过新联，黄子旺带湛江民兵从沙岭穿过新联、东津、桥圩民兵直插新联，并调庆丰、大圩、玉林山心民兵作外围增援。会议还决定各区民兵务必于20日先后赶到，形成包围，待命总攻。当晚8至10点多钟，谢信炎两次打电话回木格区里给陆千荣，说各区民兵已经到齐，作好了准备，一动由外线指挥，以打信号弹为行动信号，叫陆千荣转知李振轩。晚上，李振轩亲自指挥，和朱远球、何庚胜等带领本区民兵，在新塘、木梓两区的武装民兵配合下，首先包围了新塘大队的行塘村。
6月20日，木格、木梓、新塘、桥圩、八塘、湛江、东津、庆丰、大岭、石卡、山心（玉林县）等11个区的武装民兵1000多人，包围了新联、岭塘两个大队的谭冯、腰岭、社塘、岭护、行塘等5个村。谢信炎和李天保、张金旺等，首先进入腰岭村，即令住在该村的大队会计吴佐德，通知社员群众，集中到12队禾堂开大会，谢在会上讲话，要群众不要开枪打民兵，缴交黑武装，交出外来人员和“坏头头”。原桥圩区革委主任罗裕忠，见到谢等进入腰岭村时群众没有反抗，便带领本区民兵进入腰岭村后转到社塘村。湛江区的民兵分为两路，一路由黄子旺亲自带领进入新联大队的谭冯村，一路由革委副主任熊义富带领进入岭塘大队的岭护村，东津区的民兵也分两部，一部由革委副主任李硕成带领进入谭冯村，一部由公安员李乃寿带领进入岭护村。原庆丰区革委副主任黄必善带领的民兵进入新联大队的社塘村。原八塘区革委主任苏汉英带领的民兵进入新联大队的谭冯村。原大岭区革委副主任甘旺衡、石卡区革委常委李益慧、大圩区武装部长梁雁春带领的民兵，以及玉林山心区的民兵，分别进入了谭冯、社塘村，李振轩、朱远球、何庚胜等人和新塘区革委副主任、武装部长刘锡棋、革委常委崔锦舜、区干部谭烈高，以及木梓区革委主任谭秉汉、区干部苏国贵等人带领的民兵，在包围进入行塘村之后，又赶往新联大队，把谭冯村作为重点，从西南进行包围。当各区民兵包围这两个大队5个村庄的时候，社员群众不但没有反抗，而且敲锣打鼓迎接。民兵进村后，便按照谢信炎等人提供的所谓“坏头头”的名单，责令原大队干部逐个找出来，进行逼供讯，到处搜查抓人打人。李振轩、朱远球指挥木格区民兵进入行塘村后，即责令原社长郑绍武逐个找人出来，当即抓了区干部谢树照（“文革”初期平反恢复工作，在家），小学教师郑仕全、信用社会计谢经寿、团支书谢经贤、县土产仓干部郑社全（当时在家）等5人，送回区里进行审问关押（郑社全交送县公检法军管会，后释放回原单位，过一段时间，释放了谢经寿回家。谢树照、郑仕金、谢经贤3人，要大队写条子领回去斗打死去）。原湛江区革委副主任熊义富带领民兵进入岭塘大队岭护村后，抓了党支书谭德秋、副业主任党耀林、教师李丕进、李显声和社员李丕信、谭立、谭长春等10人，押送到和平大队关押。李丕进、党耀林两人在和平大队被打死。桥圩区民兵在进入社塘村章面岭时，谭达纪（15岁）、谭达宁（16岁）、谭达德（17岁）、谭科水（15岁）、谭金生（17岁）5个青少年学生，因与民兵辩论，即被罗裕忠下令叫民兵抓了起来，押送到和平大队，除谭金生放回家外，其余4人均被打死。新塘区的民兵进入谭冯村后，抓了木格高中教师韦威禧、梁贯忠和学生陆秀英等14人（少数派），押送回区里，除陆秀英等12名学生放回学校外，韦、梁两人被关押后也被打死。新塘区永新小学教师梁子立，到谭冯村住在谭盛家，被新塘区民兵抓到后，第二天即被谭烈高等指挥民兵，拉到村外水利桥边枪杀。
20日下午，谢信炎指挥民兵进入腰岭村，召开群众大会后，经社塘村进入了谭冯村，和黄子旺、谭烈高、谭秉汉等人汇集，又在该村五中队禾堂开群众会。谢在会上讲话说，我是代表区革委和民兵一起来收缴黑武器、清理外来人员、抓坏人的……，你们革命村庄，变成反革命村庄，好得你们不开枪，如果你们打一枪，我们民兵就打你千枪万枪，你杀我一个英雄民兵，我就杀你千个万个……。会后，诱捕了谭东，由谭秉汉派木梓民兵和木格区民兵把谭送回木格供销社后楼关押（进行拷打审问后，当晚夜深用县“保红部”派去的汽车运送到分水坳盘岭水库杀害）。21日上午，前木格区区长谭寿天，在家里被石卡区民兵抓到，交给木格区民兵送回区里，后交县公检法军管会送到县看守所关押（至同年8月底正式宣布逮捕，9月份县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谢信炎和李振轩通过军管会领出来，交给开会代表批斗打重伤，送回看守所于当晚死亡）。当日下午，木格区革委常委何庚胜（区“保红部”指挥长，开除党籍，行政开除留用一年）、梁东旺（区武装民兵连副连长，开除党籍）、农科站干部杨文昇（记大过）等人，分别抓了谭道新（团副支书）、谭东兰（烈属，女，广西农学院学生，当时，回在家里）、朱裕栋（教师，木格大队人）、朱星才（教师、木格大队人）4人，当晚交民兵送回区里，到了木格大队下水口河边杀害。在民兵进村搜查3天时间内，新联大队被抓后杀害的有谭东、谭东兰、谭达记等10人，外来人员被抓后杀害的有梁子立等3人，被炸死的有谭献章1人，被炸伤、打伤的有谭连助、谭福盛等4人。岭塘大队被抓杀害有党耀林、李丕进等2人。两个大队被抓共计有56人。
6月22日，各区民兵大部撤离两个大队，在谢信炎、李振轩的要求下，留下木梓、新塘、石卡、大岭4个区的部份民兵作后盾，分别由谭烈高、苏国贵、李益慧、甘旺衡带领，和朱远球带领的木格区民兵，继续住在新联大队。23日，谢信炎召开了区革委常委和区干部会议，专题研究组织所谓“宣传队”，进驻这两个大队，搞所谓清理和巩固工作。决定抽调区直单位和部份大队干部、学校领导，由谢和革委副主任陆千荣、常委郭士莲（妇女主任）、雷毓云（已退休）带领，先进驻新联大队。谢信炎亲自召开宣传队人员会议，布置工作任务，要继续清查收缴黑武器。发动群众“反戈一击”，抓“坏头头”，清理阶级队伍，谢住在新联大队所在地社塘村。宣传队进村后，召开生产队干会议，每队挑选两人，组织所谓保卫红色政权民兵，以组织学习为名，强制“反戈一击”，对所谓阶级敌人“专政”。对参加少数派的部分人，反复进行拷打审问逼供讯。首先在各村（片）开批斗会，然后集中全大队开批斗大会。批斗会实际是杀人会，宣传队把木棍拿到会场，在会上强制成批地打死人，手段极其残忍。第一批在谭冯村学校开批斗会，要原大队支书谭积业主持会场，宣传队李益慧在会上讲话，会上打死了邓开礼、邓月波（两父子）、谭初基、谭自华、谭育德、谭乃才、谭章等7人。第二批在社塘三队禾堂，腰岭、社塘两片合并开批斗会，原大队支书谭积业主持会场，宣传队陆千荣在会上讲话，会上打死了吴炳煜、吴高安、吴炳助、谭秀英、吴金华、吴其安、黄崇珍、谭科贤、谭科泽、谭良柱、吴进刚等11人。第三批，在社塘村三队禾堂，召开全大队的批斗大会，朱远球作主持讲话，会前原计划打死谭章金（团支书）、吴匡民、谭洁珍3人，谭职槐、谭职卫、谭科志、谭步志、谭连权、谭连可等6人作为陪斗，结果连陪斗的也被打死了。谢信炎、陆千荣和朱远球等不准受害者家属收尸，在斗打死人之后，朱远球强令地、富逐个拖去成堆掩埋。7月中旬，陆千荣、郭士莲、朱远球带领的宣传队和本区的武装民兵，转移到岭塘大队，先召开生产队干部会议，组织所谓保卫红色政权民兵，每队选出1人，推选李炳贵（复退军人，后任大队党支书，现在贵钢工人）为队长，郑家富（复退军人，留党察看一年）为副队长，开始，首先组织批斗党支书谭德秋、社长郑绍武等原大队干部，后分片召开批斗会。第一批岭护片在岭护小学开批斗会，由李炳贵主持讲话，会上打死了党文照、周丽娟、梁彩、李贵、李育林、党柱南、杨月英、谭木祥、梁桂芳、谭观龙、谭桂光（烈属）等11人，行塘片在行塘小学开批斗会，郑家富主持会场，会上打死李响芳、谭木英2人。第二批在岭护学校开全大队批斗大会，郑家富主持会议，李炳贵在会上讲话宣布被斗人的“罪状”，陆千荣、郭士莲、朱远球等均参加大会，会上斗打死了谢经贤、郑仕全、谭德铨3人。
“宣传队”进驻新联、岭塘大队后，组织斗打共死去47人。其中新联大队30人，岭塘大队17人。这两个大队被民兵围攻后，被抓、斗打、枪杀、炸、放水、被逼自杀，其他16个大队共死去417人，全区（公社）共计死去490人。
“木格6·17事件”发生后，县革委曾于6月18日派韦守杰和廖振华带调查组到木格调查处理。然而，身为县革委常委的韦守杰，到木格后，撤掉军管代表廖振华和调查组成员，私自个人活动，他的活动不仅不是调查事件的发生和经过，不代表革委去做干部和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劝阻和制止事态发展，反而积极去煽动派性，唯恐天下不乱，把事态继续扩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好让他的同伙借机消灭木格少数派。在6月20日县革委常委会上（专题讨论6·17事件）韦守杰首先汇报了所谓“事件的原委”（实际是编造的假情况，后为军代表廖振华揭穿）。这次会上决定再派韦守杰和军代表赵廷秀带处理组第二次去木格，宣传当时县革委常委的“三点处理意见”（即一是动员撤民兵，不能乱杀人；二是教育早礼群众交出和协助政法机关追捕凶手；三是教育岭塘、新联群众自觉清理黑枪黑弹和外来人员）。但韦守杰却迟迟不到木格，即便后来到了，也不找赵廷秀等人商量工作，更不积极传达革委会的“三点处理意见”，有意让外区民兵在那里继续乱抓乱杀。6月25日回城汇报时，在县革委常委会上韦守杰受到了批评。
1967年4月，随着“文革”运动的深入发展，中央发出“清理阶级队伍”，“清理敌伪人员档案”和“查地下党的叛徒，特务”的通知。1968年6月17日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公布了“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案件和关于清查广西地下党的指示。这项工作有组织、有领导、有步骤，广西当时是刘重桂负责抓这项工作。专区、县、区都相应成立专案机构。贵县侦查“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和“查地下党的叛徒、特务”这两案，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以致把490多名干部群众打成所谓“反共救国团”、“反共同心会”、“三友复仇会”的成员，进行批斗，有的因此受到批斗致伤致残，并株连了家属。大圩区书记曾伟才就是被诬陷为反共救国团团长打死的；把68名参加过地下党活动的干部群众打成叛徒、特务，把地下党活动过的黄练居仕、三里水仙、中里、奇石的平李、车田、河鄱村打成“叛徒村庄”，木格新联被说成“反革命村庄”。查出了所谓“以潘吉新、潘钦元为首”，“以闭子麟为首”的叛徒集团，使有的人被开除公职，有的被打死，等等。这两件冤案是这样形成的。
1967年冬，根据上级的指示贵县成立了第三办公室，开始叫贵县人民武装部第三办公室，主要负责人有陈坤、陈炳然，具体负责有谭榜初、梁维文、林恒森等。1968年4月13日县革委成立后，第三办公室作了充实调整，于5月底改为贵县革命委员会第三办公室，下设秘书组，101组、202组、303组、606组、要案组、定案组、敌情组、审干组。其中，101组是查黑班子的情况；202组是查文化大革命中地方出现的重大案件；303组是查反共救国团的案件；606组是查地下党的叛徒、特务。303组的成员是陈炳高、陈柏枝、甘德坚、姜永文、吉耀龙、谭发光、曹忠书。606组的成员是吴广全、谭秉智、陆良旺、覃卫柏、谭水生、卢志群。贵县把这两案作“大案要案”来处理。专案时间长达5年，人员变动也较大，最多专案人员达到411人。
专案工作开始后，由于一些专案人员派性膨胀，故意制造假案。以致造成严重后果。1968年4月，大圩区武装部长姜永文、干部谭满章获悉桂平县有“反共救国团”。姜永文凭借所谓经验说：“从历史看，桂平有反革命、大圩往往有；现在桂平有反共救国团，大圩也可能有”。这样，姜、谭亲自到桂平白沙、石龙、蒙圩等地调查了解，发现桂平“反团”成员温国潜曾到大圩地区活动过，他们便向大圩区主持区工作的何耀杰汇报，最后确定由谭满章、姜永文、黄琎等人组成侦破“反共救国团”领导小组，谭满章为组长。追查“反团”人员的工作更加紧。
68年6月17日广西革筹小组、军区公布“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案件，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主动地、不停顿地、主动全面的猛烈的进攻，彻底摧毁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救国团”，这样68年6月，姜永文、黄琎把事先定反共救国团团长曾伟才、副团长李建彬、政治部主任李权才、通讯员温富新等第一批“反团”骨干名单，强迫温富新照抄（温是大圩区副区长李建彬住户）。温被吊打无奈后即承认和照抄。这样，大圩破获一件反革命案件的重大新闻就这样广播了，何耀杰立即组织人马去抓李建彬、曾伟才，（当时李跑回家，抓不着），曾病在家，被捆回大圩区，受到丘日章等人的批斗。于7月24日被逼交待“罪行”。何耀杰立即向县三办室汇报。县武装部副部长廖秀锋又在7月27日至28日县革委常委碰头会上详细汇报了曾伟才案件，县随即派出专案人员协助，大搞逼、供、讯，把这个假案更升级。8月6日和8月16日，贵县专案简报通报了各区查敌人的情况和曾伟才“反共救国团”案，及曾的全文检讨。并着重指出发现大圩、覃塘、三里、石卡、木格、湛江几个区有黑班子。基于这一情况，贵县便向地区三办室作了汇报。8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玉林军分区第三办公室发了通报，总结专区专案工作的主要成绩，指出，从去年5月开始，逐步对一小撮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死不悔改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开展了专案工作。全专区查出查明有据的叛徒322人，特务196人，死不悔改走资派307人，其他反革命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2523人。如地委书记韦树辉、副书记甘焕杰等。玉林地区8个县已发现6个县有县一级的黑班子，发现一些走资派和坏头头，不但是黑班子的重要成员，而且又是“反共救国军”等反革命组织的重要成员，互相勾结在一起，进行反革命活动。据初步揭发原桂平县委副书记张朝光、赵国璋都参加了“反共救国军”并分别担任政委和团长。北流、贵县也发现有干部参加反革命组织。地区三办室的通报，还刊登了博白县地下党（桂东南纵队）中的叛徒、特务的情况，说是“地主党”、“土匪党”，以及危害性。这个通报出后，在各县造成强烈反响，追查的气氛越来越紧张，范围越来越大。9月6日，贵县专案简报第三期又通报继大圩区揪出黑班子之后，樟木等11个区也揭露了黑班子。从此之后，追查“反团”人员和查地下党的叛徒、特务工作蔓延全县，遍及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学校、农村。木格区报来线索，说发现早礼公社（即早礼大队）以梁志强为首的“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还有什么“反共救国同盟会”，“三友复仇队”,“同心会”，“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军西江挺进纵队”。附城报来发现“贵县西山反共救国团三合分团”接着，木梓、东津、湛江等区也报告发现反共组织。于是县三办室“三查一清指挥部”向全县专案人员提出“大战9月”的口号，把无辜的干部群众打成了“反团”人员。606组也同时开始行动。由陈坤和赵文胜负责，分为3个小组，分别查三里水仙地下党案件、贵中支队案件、桥圩杨七桥案件等。水仙案件主要由谢坚如、谢琼然、陈天开等去调查，贵中支队案件和八塘道平事件由谭秉智、梁家寿等负责。木格、木梓、香江（现瓦塘乡所辖的村）。石龙、奇石、中里都分别派出了人。68年9月，谢坚如、林恒森、陈天开、黄海才、谢琼然等人进驻三里镇水仙村，他们搞所谓发动群众清查地下党“深挖党内一小撮叛徒”，搞诱供、逼供，欺骗等手段叫群众、干部写假材料，还对参加地下党活动的同志进行审查、批斗和迫害，特别是非法关押隔离审查闭子麟同志先后长达178天。于是，9月5日，县三办室根据谢坚如等人的调查汇报，写出了“关于水仙村地下党支部被敌人破坏事件的调查报告”。把闭子麟、闭赋康等7名同志打成为“叛徒”，把另外3名同志打为“叛徒嫌疑”。并把报告通报全县和上级专区三办室。68年12月28日，贵县专案简报第四期专题刊登了贵县地下党问题的情况，内容分为，一是贵县地下党的组织发展情况；二是查出混入革命队伍里的叛徒名单共68人。其中县级以上的有梁绍金（广西机械工业厅副处长）、闭子麟（贵县副县长）、廖桂标（平南县副县长）、闭赋康（贵县统战部副部长）、闭光清（桂平县农村政治部主任）等人。随后，69年至70年初又把黄练居仕村参加地下党活动的同志进行审查，制造了一个“以潘吉新、潘钦元为首的叛徒集团”和炮制了“1947年地下党领导贵县中秋起义，遭受敌人破坏事件的调查报告”，把中秋起义失败后被迫点甲的一批人打成为“叛徒嫌疑”，宣布中里、奇山的平寺、车田、河鄱村为“叛徒村庄”，把一批参加过地下党活动的老同志打成叛徒。这件工作直到1973年才结束，制造假案迫害了不少老干部，也株连了不少群众。据统计，全县清查地下党的叛徒特务，总共审干368人，其中县级8人，定为敌我矛盾处理的22人，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48人（其中县级8人），解放干部293人（其中受处分139人，县级3人），未处理11人。致使在政治上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严重地损害了长期坚持革命斗争的老游击队员，老地下党员和他们的家属。
1983年10月18日，中共贵县委员会根据自治区党委关于“处遗”工作的指示精神，作出了关于“对我县1968年，反共救国团”和“为贵县地下党遭受迫害问题”的平反决定，也处理了制造假案的人，挽回了影响。
来源：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一册）》， 198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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